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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人类失掉了追求科技创新的动力——评泰勒·考恩《大停滞

2017-10-21 08:39

  从1880年到1940年,150年之间,科技让整个人类社会日新月异,人类为现代社会的“降生”而准备的发明清单根本无法悉数列举。然而,今天,我们或许偶尔还会为这些看似平凡却实则伟大的发明而暗自激动,却已无法真正道清它们的价值。曾几何时,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点点改变都会令潮澎湃。我仍然记得读书的时候,许多人对科幻小说中对未界的描写憧憬不已。但今天已不会有太多人确信作家们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描写真的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这样的改变,究竟是人类社会已达到了可以满足的高度,抑或是人们失掉了追求创新的动力而陷入“停滞”?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泰勒·考恩的观点是,类社会在科技发展等方面或已进入瓶颈期,迎来了“大停滞”。考恩曾在《创造性》和《创造你自己的经济》等作品中,详细讨论过现代社会的创新。而在《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中,他的讨论将视野聚焦在现代创新的经济贡献上,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创新的真正价值提出了怀疑。

  事实上,在考恩之前,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的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以及硅谷“创投教父”彼得·蒂尔也都曾有过类似思考。2012年,福山和蒂尔还就此有过一番长谈。而据透露,考恩就是在蒂尔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大停滞”理论的。当然,考恩对于“大停滞”现象有着他独特的思考角度。他提出,美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大停滞”,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曾拥有的“低垂的果实”基本被采摘完了。

  “低垂的果实”是考恩“大停滞”理论核心概念,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中能获得的“唾手可得的物质财富”。考恩在考察了美国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史后提出,从17世纪以来的300年中,美国人一直生活在这种“唾手可得”的状态中,美国的“大国崛起”之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大量的“低垂的果实”。具体而言,这大致可被分为三类——闲置的土地、大量移民劳动者和强大的科技。而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低垂的果实”逐渐消失,经济增长率也随之明显放缓。于是,“科技处于一个高位停滞期,而我们恰恰坐在最顶端”。更为通俗的解释就是,美国人快要将前辈祖先创下的老本吃尽,却仍未栽种出新“果实”。这种困境,正是造成目前美国社会陷入“大停滞”的根本原因。

  或许,很多读者读到这里会发问,21世纪以来的互联网不可以算是人类社会的“新科技”?考恩承认,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且将会对下一代产生更为强大的影响力”。但关键在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新的“低垂的果实”更多出现在人们的头脑和电脑中,而不是经济的创收部门。也由此,考恩借助他经济学家的专业视角,对现代兴起的“互联网”提出了反思。

  考恩提出,互联网是公品,但我们却不能因之而自动受益——就像我们从之前的电灯、电话等发明创造中获得的益处;另外,互联网的大部分价值只在个人层面上实现,而不会出现在生产力统计数据上,使用互联网或许反而有可能会降低P净值;相比于之前的科技和科技突破,网络活动创造的工作机会和社会收入要少得多,至少在经济学上,网络创新为人类社会贡献的福利可能并不如所预期的多。

  考恩的这种质疑,与彼得·蒂尔的观点不谋而合。蒂尔在《从0到1》那本书也曾人们将过多精力放置在互联网创新中,而在同样重要的生物技术、太空探索、能源替代等科技领域,人们所花费的精力则要少得多,以至于过去几十年内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无论考恩还是蒂尔,他们对人类社会革新过于倚重互联网的担忧或许自有道理,但他们将人们过于偏爱互联网经济视作科技乃至于经济发展陷入“大停滞”的原因,恐怕就有失偏颇了。

  例如,考恩认为互联网经济有可能造成经济统计数据下滑的现象,就值得推敲。到底是由于互联网经济不适应我们已习惯的统计方式而使新经济模式有问题,还是传统统计方式已不适应新模式的需求而亟待做出改变?很显然,互联网经济的生产和服务模式所带来的变革是性的,是经济结构的重塑。因此,传统的统计方式已不适应新经济模式的需求,自然也就无法真实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乔·斯蒂格利茨会言,“一方面,P事实上可能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早高标准;另一方面,经济和数字领域的进步也为提升这种糟糕的衡量标准创造了机会”。

  互联网经济无法给人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的观点,也值得商榷。与传统经济的供需模式不同,互联网经济是一种共享模式,它使传统供需两端的界限变得模糊:你每一次利用自身优势和长处向他人提供的“援助”,都可能产生经济回报,这种回报的价格或许低于传统产业部门提供的价格,但所获机会(订单)却将远多于传统产业部门。优步“Uber”就是最佳例子,它通过自身的平台为人们提供拼车服务,让许多普通人有了开展“第二职业”的机会,你只要有一辆车,不必多豪华,就能加入Uber服务平台。Uber还将这种共享模式延伸到餐饮配送、礼物配送等领域。这就是互联网经济的最大魅力。

  互联网经济还在塑造许多新的产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生产流水线、以公、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或许会有所衰退,但以由器、网络通信设施、传感器等为代表的新“基础设施”将酝酿更大机会。互联网经济的更迭速度更快,对设施布局的延展性要求更高,也就会为更多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正如《大数据时代》的作者徐子沛所说,互联网在即将到来的“互联”时代,一定会创造出更加巨大的经济价值。

  当然,上述商榷无碍我们对考恩“大停滞”的全面认识。特别对于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如何避免“低垂的果实”过早被采摘殆尽,避免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是极为重要的课题。考恩为美国社会提出的,或许对我们也具有较价值。例如,提升和创新的监管水平,不要过于高估经济发展前景,不惜投入为未来培育创新“果实”,都是值得我们采纳的良策。最关键的是,我们应更重视科学家的作用。因为,无论现在已获得实质性突破的互联网经济,还是其他尖端科技领域,都离不开科学家的努力。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收益,或许无法简单定量统计,却是我们培育“低垂的果实”所必需的付出。那样,“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才不会沦为纯粹的口号,而真的成为全社会共同持有的。所以,鼓励基础科学的研究,提高科学家在全社会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

  如果说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则堪称当今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双重明珠。面对这一宏大题材,任何有雄心的写作者都忍不住尝试。于是从经济学家到财经,都纷纷著述,人也不遑多让,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新著《转型与冲击》即是其中大部头。

  2000年荣获大英帝国位勋章(CBE)的马丁·沃尔,堪称财经评论员的职业楷模。他毕业于大学,曾界银行工作多年,虽然没有博士学位,却获得不少荣誉教授称号。除了担任FT首席评论员,他还出任达沃斯(Davos)每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和国际传媒委员会的。按照中国经济学家家余永定说法,马丁·沃尔夫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人”或“人–经济学家”,这从本书诸多财经大腕的推荐及致谢名单可见一斑——既有金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有获诺贝尔经济学的著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有前美联储本·伯南克。

  马丁·沃尔夫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英语优势及FT地位等外在因素,他本人的判断力尤其重要。我最为欣赏他一点在于,他的评论不仅专业,能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又能跳开主流习惯影响与意识形态窠臼,以中立而务实的眼光去体察财经大事——理解专业而不专业,与业界联系密切而又保持,这其实正是人作为意见的最大优势之一。

  金融危机了诸多观念。诸多经济学家未能预测金融危机让经济学面上无光,财经也在反躬自问。多年来,马丁·沃尔夫一边以分析世界经济为职业,一边为全球化呐喊不已,但他也承认没能预计到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混乱,而其中不少成因与全球化及金融化密切相关。他认为他的失败在于缺乏想象力,没能预料到金融系统会如此垮塌,“我依赖于一个心理模型,在这个心理模型中,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不存在再一次发生“大萧条”的可能性,甚至“大衰退”也不可能。”

  这种负疚感部分成为《转型与危机》写作动力,他通过他的学求学之来反思主流经济学。他是奥地利移民后代,其哲学观念深受身剧作家及记者的父亲的影响,即“主义”,这一价值观衍生到经济学,使得他一方面鼓吹全球化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坚定市场的。不过实际如何和应该如何往往并非一致,世界如何运行和个人价值观之间也可能存在鸿沟,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加大了这一鸿沟,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

  马丁·沃尔夫上世纪60年代在读书时曾对凯恩斯有兴趣,随后则投身于推崇市场导向的经济理论的运动之中,这也对应着新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兴起,对应着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大刀阔斧,所以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给年轻的沃尔夫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如今,金融危机了沃尔夫对于均衡的,也重燃了他对于凯恩斯的兴趣,“80 年之后,我们面临着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再次提醒我们,不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是对我们的。于是,这次危机改变了我思考金融、宏观经济学以及两者之间关联的方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我思考金融系统和货币系统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发现,促成本书的那些观点让我离自己45 年前的态度更近了。”

  难道金融危机使得大家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难道马丁·沃尔夫转向不再市场经济了?答案并非是简单的是或否。在真实而且不断演进世界之中,和市场地位不是由大小来决定,而由是否可以负责、是否可以问责来界定。一方面,在过去放松管制的潮流之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吹大信贷泡沫,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但其代价却是由全体纳税人来承担;另一方面,在承担了监管、养老等诸多公共责任之后,再在期待现实中一个无所作为的小也已很不现实。

  事实上,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未必泾渭分明,从某种意义而言,哈耶克代表一种对于市场的长期价值底线,而凯恩斯代表面对危机时刻的短期政策,两者不仅互为补充,也在碰撞中决定了经济周期及的思考。这本身就取决于我们对时间长短的看法,在危机之中,对金融业乃至需求不足的救赎与出手,往往有其必要,但应掌握度量,否则即使短期刺激有效,也会衍生漫长噩梦。

  危机并未过去,而且之争也在公共政策之中反复上演。目前多数国家的经济总量仍未能达到危机前的峰值,而复苏之则面临修复金融系统、债务、需求不足三大问题,这其中不同思也代表不同经济学的冲突。马丁·沃尔夫讨论了四种解决思,即新正统、破产清偿主义、超越新正统以及激进重构。这四大思囊括了当下主要经济体的解决思,但每种思存在短板以及争议,马丁认为最佳方式是某种形式的融合,“因为没有一种能够垄断所有智慧。”

  展望长期,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结构,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的过程了没有一劳永逸的思,融合、或许是更为务实的道。一系列问题了人类正在金融与经济无比融合又动荡不休的年代,金融危机使主流经济学挑战,而边缘经济学家则受到关注,其中最被低估的就是后凯恩斯主义代表海曼·明斯基。马丁·沃尔夫认为他对于经济的洞察没能起明斯基的检验。

  在1982年,明斯基曾如是发问:“‘大萧条’还会再次发生吗?如果会,为什么在‘二战’之后的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再现呢?在回顾历史记录和过去35年相对比较成功的经验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些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创造一种经济学理论。在该理论中,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自发地进入‘大萧条’状态。”

  《转型与冲击》无疑是在准备回应明斯基这一发问。事实上,无数精英也以行动以及著作回应,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还有太多问题需要梳理和探究。

  这是一部以独特视角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100年间大国竞争历史的论著。作者从评析世界由近代史进入到现代史至今的四次大变局着手,详述当代各个大国的关系性质及其战略竞争目标。作者认为,我国一向主张大小国际一律平等,但这不能改变大国竞争对世界局势具有决定性影响、大国竞争决定未界命运的趋势。不少军事大国在历史某段时期是世界舞台上的表演者,但并没有成为主角,留下的只是印记;只有创造可供世界作为楷模的、文化、思想、制度,对世界文化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大国,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角。今天,结束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开创既合作又竞争、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这是最好的出,也是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的智慧选择。中国应尽力使大国的恶性竞争变成良性竞争,这是世界最需要的,也是中国可以做到的。

  2008年6月,作者与投资大师莫尼什·帕伯莱豪掷65.01万美元,与巴菲特共进午餐。这顿午餐大大影响他的投资并改变了他的人生。在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从曼哈顿搬到了苏黎世,不再向新的投资者收取管理费,也不再上瘾着迷地查看股价。他与莫尼什·帕伯莱共同总结出一份“投资者检查清单”,这样的检查清单可避免投资者犯重大错误。作者从一个年轻傲慢的投行经理转变成坚守价值投资、取得高度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人的故事充满了力量,常有令人惊愕之处。他在本书中不仅详细讲述了为什么正确的榜样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如何构建更好的投资流程,如何过滤市场中让大多数投资者受干扰的短期噪音,并从中获利,最重要的是,他解释了对清楚的认知如何帮助他梳理思绪,并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而不是在好胜心、嫉妒、恐惧的驱动下决策。

  商业已成全球经济舞台上最强大的“角色”之一,商业企业几乎可以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决定着我们大部分人每天都离不开的技术、左右着我们的娱乐活动、我们对社会公平的看法以及我们对和经济形势的观点。因此把商业视为新世纪的推动力量。而《纽约时报》对企业、公司及其,以及公司竞争舞台的实时记录,让我们得以一览150年间美国商业史的起落回合。本书中选编的《纽约时报》的商业头条报道覆盖面相当广泛,集中在三个主题:现代企业从出现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引擎;工作性质的不断变迁,成为塑造个体生活的主要力量;技术性创新和变革成为撬动时代发展的杠杆。这三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角镜,得以观察某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如何决定了美国商业史,而这反过来又会对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所面临的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食物是否塑造了我们?它如何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与他人的关系?为什么人们对自己的家乡味道有很高的忠诚度而他者的饮食之道?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大米作为唯一的主食。在所有吃大米的亚洲人之中,大米的象征的重要性已经在各种普遍存在的主要节日和仪式中被充分展示,例如种植稻谷的仪式、丰收仪式、婚礼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人类学系教授大贯惠美子从历史角度出发,选择日本的大米作为研究实例,回溯了日本人观念的变迁正对应了历史上不同的他者——中国人和人,通过对稻米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记述,大贯惠美子提出了一个新的对和他我的跨文化模型。她对这本论著的中文版寄予厚望,期待从中国读者那里获得反馈,在对如何看待稻米这一点上,能促成中日两个民族间的比较研究。